学术研究

顾培东:法理之理应契合于社会基本常识和公众的普遍良知

发布日期:2016-07-20  阅读:

项目

一,本案当事人的过错和责任

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举证责任规则

第三,在裁判中使用普遍常识

第四,裁判的定位

五,关于中国法学和社会科学法的相关论点

桑本谦教授在中法评论会议室的客厅讲话《法理学如何讲道理》(点击阅读)以“狮子,蚂蚁和石头”为例,讨论他的观点。当我第一次看到钱谦教授给出的案例时,我本能地告诉我钱教授的结论是不合适的,但考虑到这个讲话毕竟是“合理的”,这意味着“理性”而不是“案件”。因此,我对本倩的结论并不在意。此外,我也同意本谦的主题,即“法律理论需要回应具体而现实的问题,虚假的大空气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在他的意见被网友质疑后,​​本谦发出了《法理学只有“道理自信”》(点击阅读)在一篇文章中,为案件辩护并回答提问,这方面允许讨论对象关注案件,因此案件的处理是辩论的焦点。另一方面,本倩对案文中某些观点的坚定承诺,也增加了进一步酌情权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本强附有“社会科学法新前沿”的象征。案例分析运用“社会法”的视角和方法,使本谦的观点和命运更加丰富。社会科学法的荣耀和不满已经有些纠结。基于我对社会科学法的偏好,我不禁对钱谦教授和其他粉丝发表一些评论。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过错和责任

该案最初是一起贷款纠纷,但由于质押失效,该案件从贷款纠纷转变为侵权纠纷或两类纠纷的组合。很明显,在侵权纠纷案件中,案件中的质权人有明显的过错,出质人没有过错。根据本谦的结论,在出质人无法证明质权价值的情况下,根据质权人提出的价格主张,则必然会形成无瑕人的过错。 “付账”的结果。

这种责任分配是否违反了法律精神,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但必须与公众的基本理由和一般良知不一致。目前尚不清楚本谦是否考虑过它。在我看来,任何情况下,如果以明显违背基本理由或一般良心的方式处理,通常在法律上是不合理的。 “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公正”的想法可能源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举证责任规则

无论是法理学说还是社会学法学都不会否定“谁主张提供​​证据的事实”的基本规则。根据这条规则,出质人确实有义务证明他声称的“狮子价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质权人的举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质权人不会简单地否认出质人的“狮子价格”(根据证据的规则或原则,只是提倡不承担举证责任的负面事实),而是提倡一个新的事实,即一个“蚂蚁价格”,也形成了质权人相应的责任,以证明“蚂蚁价格”。

如果“蚂蚁价格”无法证明,质权人所倡导的价格判断是否符合举证责任的规则和要求?再加上上述质权人的错误因素,这种判断能否被当事人或公众接受?

还应该提到的是,本谦声称出质人有举证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质人比质权人有更好的证据提供条件或更强的获取证明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理由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承诺,需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的承诺是玉。玉是一种非实用的非标准物品,其主观价值特征极为强烈。所谓的“黄金价格玉是无价之宝”。除非用于抵押贷款的玉石在市场长期之前从市场上释放(因为市场波动,有必要考虑时限),否则出质人无法证明这一价值及其合理性。具体分析具体问题,运用“生活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这是社会科学法的灵魂。因此,当本谦强调举证责任规则时,他是否应该对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实际能力进行更具体的分析呢?

在裁判中使用普遍常识

众所周知,承诺的目的是控制信贷风险。因此,在质押关系中,质押的价值通常高于或等于信贷金额(经验也表明质押关系中的信贷金额通常包括债务期间的利息)。实际上,尽管本谦所说的承诺价值并不低于信贷额度,但这种情况绝对非常罕见,因为低于信贷额度的部分主要是信贷借贷。

可以说,质押的价值高于或等于信贷额度,这是质押贷款关系形成的实际前提,也使其成为共同的常识和基本的生活经验。如果出质人和质权人都不能证明质押的价值,法院将根据这一常识判断,即质押的价值和信贷的数额(这里提到的信贷额度应该是不包括因递延债务而形成的债务)。利息和违约赔偿金是平等的,它应该没有错。

本倩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上述处置方法“的前提是《担保法》必须规定,如果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质押的真实价值,法院有权推定质押的价值。根据信用额度。“不能否认《担保法》没有这样的规则。但易本谦教授的逻辑也可以推断出《担保法》没有这样的规则:如果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质押的真实价值,法院依赖质权人(这是质押的错误) )金额决定了质押的价值(证明举证责任的原因如上所述)。

在没有明确的法律适用的情况下,法院基于普遍的常识和一般的生活经验,或者在公平的基础上,有什么不对?而且,这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倡导的裁判思考和裁判方法吗?如果易本谦教授说这是一种“泥泞”的做法,那么这种有原则和合理的“泥泞”是否值得肯定?

关于裁判的方向

本·钱特别强调了裁判的定位(行为激励)。我也同意这一点。但是,根据对裁判方向的考虑,我甚至不同意本谦对处理此案的说法。毫无疑问,如果你同意本倩的主张,或者本谦的主张成为裁判规则,很容易想象出质权人故意隐瞒承诺,然后在诉讼中提出“蚂蚁价格”主张,而出质人不能完全证明质押的价值,“蚂蚁价格”最终可以得到法院的承认和肯定。

这种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取向是否不受本谦倡导的裁判模式的指导?我不能推测,如果我估计这个后果,本谦会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否会保持这种“自信”?

在裁判方向问题上,本谦强调的原因是,如果裁判员不是以“蚂蚁价格”为基础,就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狮子”,从而损害了誓言关系的健康运作。在真实生活中。同时,这种裁判方法也有利于促使出质人更好地保留证据(用本谦的话来说,就是用“坏人”来遏制“马大哈”)。当然,这有一些道理。

但是,应该注意:

首先,可以绘制多少“狮子”,决定不是在“狮子”中,而是在“蚂蚁”中。 如果没有“蚂蚁”失去承诺,“狮子”就没有机会张开嘴。因此,出现了大量的“狮子”,这只是本倩的一种想象和假设。

其次,我的观点并不是对“狮子”主张的简单认可。 我认为出质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中高于信贷额度的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质押物品的价值与债券的数量相同。根据这条规则,它不会导致无数的“狮子”,并且它还可以鼓励承诺在质押价值过高(相对于信贷额度)时谨慎保留证据。

第三,退出退步,从裁判员的指导作用来看,在指导质权人妥善保管质押,指导质押妥善保留证据之间,两者既轻浮又吝啬,含义太小和小。没有必要提出太多论点。

关于中国法学和社会科学法的争论

顺便说一下,它讨论了与法理学和社会科学法相关的主题。本·钱的讲话是在中法评论组织的中国法学的“天生的”,“死的”或“有”和“无”的讨论中作出的,具体背景和背景。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中的“生命”和“死亡”或“有”和“无”是一个不太值得讨论的命题。如果说它是“死”或“无”,确实有成千上万的学者尴尬和勤奋,并且不断有新的法学作品,包括本倩,这是引人注目的。精彩;如果说它是“出生”或“有”,那么很难感觉它是系统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系统地解释中国法治运作的人。这本书出来了。

因此,在没有客观标准或高度认可的情况下,中国法学中关于“生”,“死”或“有”和“无”的讨论可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这次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向参与者展示中国法学现状的紧迫感或“重建中国法学”的雄心,而且还能够使法学的法理学麻木化一些麻木,特别是为了死。中国法学界增加了一些浪潮。根据我对本倩的了解(我从未见过钱谦教授,但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工作),有点急于参与这个讨论;这种情况的使用并非由于非常成熟的考虑因素。

我认为,不管观点如何,“狮子,蚂蚁和石头”作为解释中国法学的材料并不理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很多可扩展性因素或深刻的隐喻。就学者而言,可以大致澄清部门原则或知识的使用,从学科的角度提升到法理学的水平,与中国法学的生活和生存更加无关,但这种现象反映在讨论使这个讨论成为讨论的对象,因此具有法理学意义。

想象一下,本谦用这个案例表明,尽管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相信这一点,但我对此深表怀疑),但法学学说仅限于“谁提倡事实”谁提供证据“社会科学规则可以从裁判指导的角度给出更合理和充分的论据。

遗憾的是,在这次演讲中,本倩错过了社会科学法中最常见的两个错误:

首先,它忽视了对法律规则的全面理解。 例如,“谁主张提供​​证据的事实”的规则不仅对出质人具有约束力,而且也适用于质权人。因此,由于出质人的最合格证据,以及提示出质人妥善保留证据,或防止出质人“狮子开放”,不可能在一个方向上设置出质人的举证责任。 。权利人主张“蚂蚁价格”的举证责任。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以可接受的社会原因否定现有法律规则的错误。任何在社会科学意义上被证明的理由只有在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这是社会科学法必须坚持的底线。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忽视对社会生活真相的全面理解和深刻理解。 由于运用社会科学法的方法,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某些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表面现象或局部问题上,并且无法把握某些现象或问题而“深陷其中”。

在涉案的情况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质押价值低于信贷额度,而且还有绝大多数质押关系,质押价值高于,至少等于信贷额度(这是质押)贷款关系)同时,与实际质押相对应的信用额度不仅指贷款本金金额,还包括预期利息和违约金;此外,没有具体案例,不能讨论当事方的证据。能力或条件,不能看到具体承诺(玉)的特殊性;在裁判指导的层面上,不仅可以看到触发更多“狮子开放”的可能性,更不可能看到更有可能,更有可能造成故意隐瞒承诺或者放弃监护权的质权人的道德风险。誓言。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本文表达的欲望,而不是对本钱及其主张或社会科学法学的批评,是社会科学法学的一种理性和必然性。维护和防御。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法最基本的精神在于,法学原理必须符合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和一般经验,而且必须符合公众的基本良知;社会科学法所使用的各种社会科学的原理和知识是对这些常识,经验和良知的概括和完善。它植根于这一基础,使社会科学法律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和资格,与法学学说相互补充和相互补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它必须与本谦的观点相同。

2016年7月9日在成都

作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顾培东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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